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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文化传播视域下 中国影视作品服装造型时尚化表现分析

时间:2019-02-26    作者: 肖爱云、王佳滢    来源: 永信论文网
摘要:时尚文化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与21世纪媒体时代相伴随,时尚文化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各个社会领域之中,尤其是中国影视行业。近十年来,中国影视作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文化市场的经营需求和观众的审美追求,在时尚文化传播的背景下从影视作品人物服装造型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时尚化特征。

关键词:时尚文化、 影视作品、  服装造型  、时尚化

时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伴随着20世纪末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由原来的隐性状态逐渐表现为显性状态,时尚文化传播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大语境下形成趋势,传播作为重要的学术理念和社会信息传递的重要行为模式,有力推动了时尚文化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随之影响了中国时尚业的发展。时尚在资本与大众传媒共同的影响下,逐渐呈现出向大众阶层渗透从而成为受广大受众普遍追求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潮流。中国影视行业作为艺术时尚的重要表现领域,近十年来的影视作品的时尚审美观念不断更新,尤其是人物服装造型紧跟时尚潮流,成为吸引和影响观众和引领时尚潮流的重要元素。

时尚从来都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也是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外化。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奥尔格·西美尔(也译为齐美尔)的时尚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他在《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Zurpsychologie der Mode,1895rh )《时尚》(Fashion,1904年)《时尚的哲学》(Philosophie of Fashion,1905年)这三篇短文中谈论了自己的时尚观,其中关于人类的双重性和时尚的现代性是其时尚观中的两个重要的论述视角。

   西美尔在他的论文《时尚的哲学》中说:“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种双重性的生物,但这并不影响他或她的行为的构成;事实上,只有作为众多因素的结果,他们才是有效的”[[i]],这里的双重性是指普遍性和特殊性。齐美尔指出人类总是试图通过描述普遍性,进一步了解与之相适应的同一性、生活内容和形式的消极的相似性,同时,建立新的特殊性来彰显运动、个体的差异性和发展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者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并形成相互的对照:安静与运动、持久与易变、扩张与集中、个体与群体(社会)等等。社会是在不同的张力状态所形成的冲突、矛盾与竞争中发展的,因此,二者最终必然会以一种调和的形式共存,而时尚就是用以调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重要因素和方式,他论述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1]。他清晰地指出了时尚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在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功能——平衡、补偿、阶级划分等,因此他的学生卢卡奇赞其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永恒的意义。

现代性是20世纪之后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领域最具有生命力和

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美国著名诗人、评论家艾兹拉•庞德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使之新”,强调了现代性所蕴含的其创新本质,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则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ii]],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以绘画、时装为例详细阐述了现代性的审美特质,即永恒与现实、神圣与世俗,每一个永恒都由无数个“现在”组成,而每一个“现在”都可能成为永恒。西美尔则认为“如果我们觉得一种现象消失得像它出现时那样迅速,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时尚”[1]。 

服装之于人类的意义,很早就完成了从遮羞、保暖到美观、时尚的认识。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会用骨针缝制不同样式的兽皮用以蔽体,也学会了用骨制的装饰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虽然汉代崇尚玄色,看上去很单一的样子,但实际上汉服在服装样式和服装礼仪上都有了极为精细的建制。而唐代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高速发展的时代,更是在服装服饰上吸收胡人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特点,以时代气质彰显了盛唐之风——开放、华贵、多民族的融合。至清代,蒙古人代替汉人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们则主动推行蒙古服饰与汉服的融合,同时保留了蒙古服饰的个性特征,民国时期时期则将这种体现在服饰上的文化融合表现得更加细致,旗袍和中山装都是不同风格的融合之作。多彩变化的服饰文化精美地反映着中国历史各时代的文化风气和社会气质,也在各时代创造着不同风格的时尚。

影视作品中的服装服饰是最能够体现时尚化风格的元素之一,它不仅能够定位情感基调,还在一定程度上渲染气氛、引领潮流。19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由史延芹设计的2700多套服装成为影视作品永远的经典,因为该剧是古装剧,其服装服饰经典没有成为现实时尚,于人们的时尚审美观的培养却另有裨益。随着摄影摄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1世纪中国影视作品无论在服化道、音乐、声音等制作上都日益精进,在服装服饰造型设计上更是取得了不俗的成就。2016年的《欢乐颂》不仅从剧情、人物设计、故事结构上取得了现实的成功,剧中五个角色的服装服饰设计对应传统戏曲行当里的青衣、花衫、刀马旦、花旦、小青衣五种角色,“青衣”安迪青白灰为主色调的“禁欲色系”充分彰显了她的理性和疏离的情感状态;“花衫”樊胜美则主打“叠穿”:礼服裙、套裙、西装裤搭配风衣或是外套,上下身皆不需要过于暴露,将锁骨、小腿或是脚踝露出来,既能显瘦又不失含蓄的性感;“刀马旦”曲筱绡的服饰搭配最追求设计感,夸张的剪裁、出挑的图形和对比度极高的颜色,裙装都以中短为主、不过膝,再配上来自不同高端品牌的各种斜跨小包,勇敢追爱的富家小姐形象鲜活生动;“花旦”邱莹莹着装以粉嫩的蓝、绿、柠檬黄等糖果系颜色为主,搭配以花朵、卡通、小动物、蝴蝶结等图案,尽显其天真烂漫、性格开朗、俏皮可爱等性格特点;“小青衣”关雎尔的着装风格则相对沉稳一些,清新、文艺、淡雅,但与大青衣安迪又不同,表现其正在成长的状态。在《欢乐颂》播出后,设计师们受到网络社交媒体的极大关注,姜悦音、陈艺元两位年轻的时装和首饰设计师称她们的衣服和饰品在电视剧开播第一天就卖光了,姜悦音的淘宝店铺收藏量也从800涨到2.6万,订单量大幅增涨,这充分说明普通消费群体对影视作品中服装服饰时尚有着强烈的追求欲望。

西美尔的时尚观认为时尚的双重目标是同化与分化,他还举了卡菲族和西门族两个相邻的原始种族为例,来说明这个论断的合理性。卡菲族因为对服装服饰有规定和限制,所以他们时尚变化非常快,而西门族既没有社会等级,也没有时尚发展。社会中的个体首先希望通过分化在群体中保持个性或特殊性,对于影视作品服装服饰的追求是个体对时尚追求的一种方式。同时,个体又希望通过同化与群体保持联系,这种同化体现在服装造型上,则表现为对时尚的共同追求,例如韩剧流行后,韩国服饰风格很快成为中国时尚追求的风潮,韩版成为一个时期大家共同追求的一种风格和款式,从而使之成为新时尚。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服装也成为该剧一大亮点,充满浓郁中国风的服装服饰立刻引起了观众的热评,并大力推动了民间华服热的再度兴起。

从现代性表现来看,影视作品的服装由不同的设计师根据剧情进行设计,也可能由同一个设计师为不同的影视作品设计,所以,不同的影视作品其服装服饰风格不同,表现出来的时尚状态也不同。同为设计师叶锦添设计的服装,在电影《夜宴》和《卧虎藏龙》中各有不同,一个偏于华丽和显耀,一个偏于朴素和内敛,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和《延禧攻略》则又不同,更凸显传统中国服饰的刺绣艺术及中式图案与面料、款式的搭配,将中国传统服装文化融入影视文化,达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每一种作品风格都会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成为新的时尚,但也会随着电视剧的播放结束,时尚发生新的转移。这种时尚不会独立存在,通常会与人物化妆、拍摄技巧、音乐风格等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时尚,产生广泛影响。又因为每一个剧都不同,所以由影视作品的服装服饰带来的时尚之风时时处于变动之中。正是这种变动不拘,使得影视服装造型的现代性时尚表现较其它形式更吸引人。

除以上所述外,齐美尔在他的时尚观中还论述了时尚与阶级、时尚与社会心理等多个问题,从而可见他是将自己的时尚审美观建立在广阔的学科视野之中,而不仅仅是对人类双重性和现代性的简单解释。通过影视作品的分析,其时尚观与其它认识和见解形成互相支持,从而使影视作品更具艺术魅力。

[[i]]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吴曾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0、72、77页。

[[ii]]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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